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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比改革的起步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破土

2018-10-09 07:28 中国发展网 蔡若愚
改革开放40周年

摘要:改革开放前近30年,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计划供给,粮、油、肉、糖、棉、布等日常食品、用品,皆是凭票供应。

探寻改革开放地标

重温改革开放往事

聆听新时代改革开放足音

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计划经济就是刻在这片百废待兴大地上的经济基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1978年的改革开放,需要有前人未有之勇气,行前人未行过之险路。一切未知的情况下,比改革起步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破土。

共 识

“不适应,非常不适应!工业企业都吃了二三十年的大锅饭,一下子让变成私有制,变成市场经济,很多人都转不过弯来。”今年80多岁的李荣棣,曾在原国家计委从事轻工业方面的工作。回忆40年前,老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不容易”——“现在人可能体会不到,但当时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阻力非常大!”

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计划经济就是刻在这片百废待兴大地上的经济基因。一方面,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国内经济状况需要集中有限的力量办大事,优先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也是在帝国主义封锁的严峻现实中向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看齐。因此,改革开放前近30年,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计划供给,粮、油、肉、糖、棉、布等日常食品、用品,皆是凭票供应。

这种状况下,物资匮乏成为一种常态。常常是,一件棉袄穿了十多年都成了硬硬的棉疙瘩仍不下岗;仅仅是,一件毛线衣都舍不得穿在身上御寒,而是搭在肩背上“招摇过市”。往往是,发的肉油只够炒菜吃,一顿肉都是奢望;单单是,吃口糖都很难,过节时可能才会分到糖票。

一切用票的计划经济年代,展销会却为市场经济开了一个口子。据悉,从1978年7月到1979年7月短短1年间,北京城里就举办了不下5次“清仓积压物资展销会”,从外贸局到粮食局,从半导体收音机到五谷粮食,方方面面均有涉及。“那时候的展销会,人山人海,一票难求。因为生产力没有解放,物资极大匮乏,市场非常紧张。”李荣棣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感叹说。

展销会的红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供需的极大不匹配。到1978年,这个问题被正视了。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全会提出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改革。

诗人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978年的冬天,北京开启了通向春天的大门。

改 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指的是当时农业与工业的失调。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尤其是战争危险的过重估计,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大幅偏向工业。数据显示,1967~1977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只有2%,但同期工业年均增速却达到了12.5%。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不发展,意味着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所幸,对于“农业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对于“农业要怎么发展”的问题,答案尚等待实践检验。

实际上,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月,1978年11月24日晚上,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安徽凤阳县东部小岗村一个闪着微光的茅草房内,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实施农业“大包干”。

这个故事,后来反复出现在各大媒体上,被认为是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解决吃粮的基本需要,中国的农民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都曾实行过类似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这种自发的组织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屡起屡落。

1978年的这次改革,则不太一样。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明确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同时,与工业相比,农业的迎头赶上态势也有目共睹。1979~1984年,工业年均增速为9.58%,农业年均增速提至7.9%,双方关系趋于协调。

从安徽、四川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开放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此后,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允许个体经营等看起来与计划经济格格不入的体制变化,也喷涌而出。

责 任

40年后,当李荣棣、王道儒、吴昌伦、孔繁珠等若干老人聚在一起回想改革开放这些年时,“不容易”仍然是属于改革开放初年的关键词。这些老人都曾是原国家计委的机关干部,分别负责轻工业、科技、能源等方面的工作。

国家计委,全称国家计划委员会,它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前身,脱胎于计划经济年代,这从其名字中也可看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曾长期承担着中国政府对综合经济规划的职能。在那些年的谋划中,1973年的“四三方案”,对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得名“四三方案”,之后这个方案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达51.4亿美元。这是中国继上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此后,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到了改革开放前夕,把握国家经济脉动的国家计委中,已经酝酿了调整的声音。1978年4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薛暮桥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详细阐述当前经济工作中潜伏的危机,呼吁在高指标问题上要冲破“禁区”。

改革开放开始之后,1979年3月,国家计委调整了当年国民经济计划,“工业总产值减少240亿元,增长速度由12%减为8%”;“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由457亿元修改为360亿元,减少97亿元”;“把现有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压缩到1000以内”。一系列调整实事求是地直面了经济发展失调的问题,不再盲目追求高指标。这一调整汇报得到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的同意。

尽管如此,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一些省市和部门负责人表现出来的抵触,也直接反馈到了国家计委这里。根据1979年9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汇报,“许多地区和部门对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正在贯彻、部署,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工业企业的调整工作进展缓慢,一些质量差、消耗高、有亏损的企业,该转的没有转,该并的没有并,该停的没有停”“基本建设战线长、效果差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目前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仍多达1500个”……凡此种种,呼应了国家计委“老人”们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不容易”的感叹。

不过,这次改革是真刀真枪的改革。中央在统一思想、系统清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方面不遗余力,而国家计委在提出建议和调整经济计划方面也始终坚守责任,为国家负责,为党和人民负责。1980年11月18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指出现有的调整方案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考虑动大手术,即对整个财政收支进行通盘研究和重新安排。

最终,中央集体决策,继续减少基建投资,发展消费品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2年11月,《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现在,我国国民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已经基本上趋于协调。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至此,调整见到了更多实效。

种 子

1978年,改革开放开闸,但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之闸依然没有开放。受这道无形之闸的束缚,改革初期的很多“大构想”到了实践层面,难以转化为“大动作”。

据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回忆,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即便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确认得到中央支持的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此仍议论纷纷。“一些人感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

在江苏南部,当时发展很快的乡镇企业也遭受了炮轰。“因为乡镇企业是以市场为取向,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所以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批评也很多,说它挖社会主义墙角,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请客送礼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把它骂得一塌糊涂。”胡福明说。

不过,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改革坚韧不拔、逐步推进,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转变,渐渐开始接受越来越多层面、越来越广领域中的改革。

1979年3月,中国价格体制改革开始进行。作为直接反映市场信号的价格,价格改革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的一项措施。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开始,新中国面朝世界,春暖花开。

1982年1月,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此之后,一号文件成为“三农”的代名词。

一旦思想开闸,改革将从涓涓细流到涛涛大潮。此后,改革措施越来越密集,推进越来越扎实。在那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伴随着思想的破土,一系列改革的新种子被埋下,此后结出的果实,带动起40年的壮阔东方潮。

“我上初中时对一首歌印象特别深刻: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共产党壮大人民才能解放。”吴昌伦说,这首歌至今仍在他脑海里荡漾,也成为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40年的最深感激。(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 记者蔡若愚)

责任编辑:刘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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