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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应更多关注中小企业救助和拉动居民消费

2020-08-01 10:22 中国发展网 杨虹
财政政策 中小企业 居民消费

摘要: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是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本轮信用宽松的基础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有着根本不同,在当前债务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会加剧债务风险,因此政策稳增长要更多倚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以来很长的时间内,财政政策发力主要着力于大型的基建项目和一些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在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救助和拉动居民消费。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讯 记者杨虹报道  7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陈彦斌主持,聚焦“疫情冲击下新一轮信用扩张与宏观杠杆趋势”。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就以下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如何看待信用宽松下的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主要谈到了此次脱实向虚与以往的差异。第一,这次脱实向虚内部也非常分化,主要是在一些新经济的龙头股。第二,在资本市场内部,基本还是由新经济和龙头企业在带动。第三,落实到中国资本市场情况来看,把流动性引入到了实体经济,来推动其发展。目前是个充足的流动性环境,确实杠杆率上升快的情况下,要防范杠杆率过快上涨带来的隐忧和风险。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调整融资的结构,特别是把充足的流动性通过适当的制度调整和创新,引入到新经济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指出,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是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本轮信用宽松的基础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有着根本不同,在当前债务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会加剧债务风险,因此政策稳增长要更多倚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以来很长的时间内,财政政策发力主要着力于大型的基建项目和一些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在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救助和拉动居民消费。

中国社科院教授,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指出,用超级宽松的流动性政策对冲经济的不确定性上升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副产品。经济中间的ROE(资产回报率)的水平是由经济众多结构性因素所决定,如果不推动结构性改革,ROE在短期内要出现回升是很困难的。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如是资本创始合伙人管清友指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和教训。第一,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经济出现泡沫也不仅仅是因为日元升值,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失误,这给我们一个警醒。第二,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还是要靠结构化改革。第三,结构化改革不只是来自于资本市场领域,现在把数据这些也都被列为所谓生产要素。结构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来自于土地。土地改革力度和步子要更大一些,不仅仅形成城乡土地市场的统一,在土地产权、法律上也要做一些变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第一,信用宽松下,资产价格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在资产价格变异的情况下,是不是要出现一些战略性的调整,必须对此做出一些全面的评估和深入的研判。对于目前金融指标的一些变化进行一些过激的反应、非常态的监管,可能不利于我们化疫为机,变乱局为新局。所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目前脱实向虚的问题应该交给常规化的监管政策来进行管理和实施;二是战略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常态化复苏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不能够进行转向,虽然可以在一些着力点上、工具上做一些调整,但总体面不应该做出调整。三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目前国际国内重大的化疫为机的战略机遇期,对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应当进一步全力推进。

如何看待稳增长,稳杠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关系?

巴曙松指出,首先,这次疫情带来数字化的加速,实际上没有形成大家说的所谓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使得内外循环界线模糊。而更多地是使内循环、外循环融合在一起。第二,稳增长,稳杠杆。通过加杠杆刺激增长,也是为了对冲疫情冲击和贸易摩擦冲击的宏观政策的必须之策。第三,不能总让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停留在商品领域,中国现在金融市场已经具有足够的规模了。这时候要把金融资源内循环和外循环作为整个国内外良性循环互动。

毛振华指出,全球经济下滑,居民消费倾向下移,外部需求持续疲弱,同时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完善内循环十分有必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完善内循环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需求不足,这就需要宏观政策精准施策,金融支持要注重结构性调整,使得金融政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内循环的构建与完善。与此同时,从供给端来看,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要加大对关键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等“国之重器”领域的投入。此外,虽然面临多重阻力,但我们仍然要着力拓展外部循环,尤其需要关注大宗商品的进口和国内消费品的出口。

管清友指出,我们内循环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监管、管制、管理的法律法规统一。现在法律法规上看似统一,实际各地执行的尺度、力度是不一样的。这种统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2、充分地降低跨区域的物流、交通、企业运营这种成本。3、提质增效必须要走的一个步骤。稳增长还要从不光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宽松、对冲出发,还要帮助这些困难企业、困难群体。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幅度是非常大的,如何平衡好这种关系,在稳增长、稳杠杆以及稳消费这几方面平衡好,需要从长计议或统筹来安排,不能出现“政策绑架”的情况。

刘煜辉指出,在未来的智慧城市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和基础设施会变成智能供应链、智能物流以及巨大的数据流、信息流和巨大的场景。这些新型的生产要素,成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组件。如果中国能够做得好,坚持内循环为主体,通过国内打造巨大的内需、巨大的市场,把我们面临脱钩冲击的中国强大的工业集成能力、核心产业链做起来,这就能够变成现实,能够在未来G2长期脱钩的博弈中间找到更有利于中国的一个新的均衡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目前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的权衡并不是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考虑。第一,随着疫情常态化,疫情冲击的中期化,对于持续宽松所带来的杠杆率一定要有高度的重视,也就是说未来很重要的核心就在于控风险。第二,大量的金融扩张所带来的后遗症,杠杆率持续上扬所带来的循环和结构性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滞后性和隐蔽性。虽然目前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强劲的两难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金融的特性,考虑到这场疫情的规律。对于目前放大杠杆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我们要高度关注,这是实现我们内部大循环、高效、顺畅、稳健很重要的一个把手。

责任编辑: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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