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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打造智慧城市,新型生产要素不可或缺

2020-08-01 00:31 中国发展网
智慧城市 新基建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摘要:中国社科院教授、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在会上表示,在传统的城市概念中,水、电、煤气这些是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要素,未来智能供应链、智能物流就会成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组件。

中国发展网讯  7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主题为“疫情冲击下新一轮信用扩张与宏观杠杆趋势”。中国社科院教授、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在会上表示,在传统的城市概念中,水、电、煤气这些是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要素,未来智能供应链、智能物流就会成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组件。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煜辉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期)上的发言

如何看待信用宽松下的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

用超级宽松的流动性政策去对冲经济的不确定性上升,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副产品。对此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们不只一次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关键在于如何引导。经济中间的ROE(资产回报率)水平是由经济众多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如果不推动结构性改革,ROE在短期内要出现回升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政策重心放在需求端,需求端迅速拉升,形成正向产出缺口,对应的只能是通货膨胀快速回升。逆周期政策对应的都是货币信用,就是需求的扩张,短期货币信用剧烈的投放,可能很快拉升起“三驾马车”。

复工复产之后,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V型反转,但对经济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ROE低迷,短期内是难以克服的。政策重心放在需求端,需求端迅速拉升,形成正向产出缺口,对应的只能是通货膨胀快速回升。用超级宽松的流动性政策去对冲短期内释放的大量不确定性必然产生负向的成本,也就是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上升得很快,也包括我们提到的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从数据上也看得很明显,M2增长是非常显著的,增速从年初的8.4%一直拉升到11.1%;而M1的恢复是相对疲弱,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所以货币必然流向资产类的方向,也就是说短期释放的超宽松流动性一定会冲击资产价格。

过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样的对冲会造成大量的资金直接冲击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蠢蠢欲动,我们这次也看到了这样的苗头。但中央决策的反应过程,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砺应该日臻成熟。这次房地产市场很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包括近期韩正副总理主持召开的房地产工作座谈会,背后其实是货币信用政策比较灵敏、比较及时地转向和调整,无论是微调还是接下来在方向的调整,我们都可以看到政策调整的灵敏度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更可喜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更积极有为的政策转向,把房地产的大水,转换到内循环为主体的“水大鱼大”。在2018年年底,中央改革顶层设计确立了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地位,把资本市场改革确立为五大要素市场改革的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制高点,过去的两年中国经济改革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把资本市场给激活了。今天中国股票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早已经不是2015年那个股灾频发的市场了,经过两年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事实上的注册制践行,使得新经济、新产业、新技术实现资本化的成本显著地降低。甚至带动着全社会的财富观的悄然转变,全社会资源配置开始从金融地产向新型资本形成(技术资本、智力资本、知识资本)转移。事实上,就全社会资源配置而言,我们已经隐约感受到可喜的变化,全社会的财富观在发生悄然的变化。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如果在实体经济中实心做事,实心干科研,做出一个靠谱的项目,按照今天资本市场注册制游戏的规则、运行的规则,在3-5年内完成资本化,实现经济系统对个人技术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价值认同、实现个人的财富,都是看得见、确定性的事实,这直接冲击过去20年房地产经济所形成的强大房产财富观的惯性导向。

对于家庭来讲,一个繁荣、活跃、有广度和深度的资本市场也会对家庭整个新增财富的配置起着决定性的改变和影响。家庭会减少对房产的配置,更多地把闲余资金转移到权益资产的方向。中国股权投资大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站在危机的端口面临诸多的问题,如果强力地推进技术制度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就能够化危为机,抑制系统产生的不利因素,极大地激发系统中积极向上的因素。这次我们看到了这样积极的变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功莫大焉。

如何看待稳增长,稳杠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关系?

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搭配的新格局是当下中央决策最重要的判断,在这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底气。面对百年一遇的严峻外部环境,在“脱钩”的大背景下,中国最高决策把控整个局面的一种能力,是对治理能力的一种底气。

从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战开始,逆全球化的逆流不断地升级。之前我们处于被动承受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承受脱钩的压力。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之所以领导层敢于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搭配这样新的判断,是源自对中国当下能够与美国博弈长达三两年过程中一种经验总结,是源自对自己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的信心,这个底气来自于强大内循环的形成。内循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信息革命互联网革命。用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把我的1到10,10到100的关键产业链养起来,哪怕短期承受技术降维的打击,你有芯片,我有“云”。云在青天水在瓶,领导心中有个“水大鱼大”的故事。

互联网的国运。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投入巨资打造了一张经济网络,实现了物联、数联、智联,万物连通形成巨大的数据海洋和场景世界,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生态空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19年9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投产至今,股价从250上涨到近1800的传奇表演,可见中国水大背后的中国溢价。

总书记在去年12月16日《求是》那篇文章中间已经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所以,中央决策现在明确提出,要打造中心城市群、核心都市圈、卫星城的概念,如果这个导向能够取得积极的进展,能够为中国创造巨大需求空间。长三角、大湾区、中部的长沙、武汉,西部的成渝,是今天中国最有潜力的资本密度提升的区域经济体,新基建在这些区域发力将强化中国经济韧性。在传统的城市概念中,水、电、煤气这些是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要素,未来智能供应链、智能物流就会成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组件。

如果中国能够做好这个方向,坚持以内循环为主体,通过国内激发出巨大的内需,巨大的市场,把我们面临脱钩冲击的中国强大的工业集成能力和核心产业链养起来,就能够在未来G2长期脱钩的博弈中找到更有利于中国的新均衡点。

这个判断是我对当下中央决策内循环的一个理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于传统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杠杆存在焦虑或忧虑的原因。从决策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是在下降的态势中,对治理能力的底气在显著提升的过程。

责任编辑:宋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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