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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个税改革有望在综合与分类结合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2018-06-27 15:46 中国发展网
综合 收入 税率

摘要:但是,也应该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前面说到的综合的进步的旁边有一个明显的遗憾,现在的遗憾就是仅仅是在工薪数基础上规避了稿酬、劳务等等劳动性所得,它的设计没有涉及到金融资产生息等非劳动性所得,还有直接投资的资本利得,我原来认为那是要网开一面的。

中国发展网 6月27日 记者刘丹阳报道 财政部部长刘昆于6月19日的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说明。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6月26日在经济每月谈上探讨了他的观察和相关的探讨性看法。他表示,我国个税如有此次修法,将在综合与分类结合的大方向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一改革举措来之不易。当然,在长期视野中,应认为这还只是阶段性的进步,“综合”仅在工薪收入基础上归并了稿酬、劳务等劳动性所得,现还并未涉及金融资产生息等非劳动性所得,这是属于在多种制约条件之下本轮改革方案的局限和遗憾。人大审议过程中,应可讨论对于稿酬、讲课劳务收入可否有适当优惠(如打折计入税基),由此体现对于知识价值的肯定。

以下为演讲全文:

贾康指出,用一句话说明草案最明显的亮点就是表明着中国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法定的道路上有望向说了多年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这次按照刘佐所长的考证,开会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说列入讨论议程,但实实在在地在议程当中体现了刘昆部长的说明。这当然是有关部门的权威领导给出的重要信息。后来听到的是这次人大常委会没有进一步交付后续的程序,我认为应该有一审类型的程序,我们可以继续拭目以待。但是这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权威人士明确地说要有综合分类相结合的框架,这是非常清楚的。

个人所得税也是社会热议多年、多轮、各方高度关注的,属于中国带有改革攻坚性质的直接税改革中间的重头戏。本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方向上,政治局审批通过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税改六大任务把个人所得税排在最后一位,现在实际的推进顺序和一开始排序不一样了。原来消费税排在更靠前的位置,但是现在迟迟没有听到动静。房地产税排在个人所得税前面,现在两会上给出的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都要启动税收法定的过程,但实际上是先说了个人所得税这个重要的信息。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不好推测管理部门怎么权衡和排序问题。但是总体可以肯定,这是中央已经非常明确的强调的直接税改革方向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符合中央战略层面关于财税配套改革部署的。在具体的说明方面,按顺序再做简单一点研究者这方面的感受的交流。说明一开始很实质的一条是改进完善了关于纳税人的规定,我理解是借鉴国际经验,在明确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两类概念内,扩大了中国的税收管辖权,原来没有这么明确的概念,但实际上是覆盖着在中国本土上有一段时间居住的外国人的纳税数量界限,原来是住满一年,现在缩短到只要居住满183天,就要成为非居民的纳税人,可以理解为这是扩大了中国的税收管辖权。这当然也是建立了现代个人所得税制需要考虑的税制里面的要素。

第二个是非常实质性的,把现行个税税法应税所得分成11类,实行不同的办法,这个框架进行了改变。把原来的11类里面的一部分劳动性收入,明确的说实行综合的征收,具体提到的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把这四个合在一起定为综合所得概念,要使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调节。相应与此,居民个人纳税的节奏或者是具体的纳税步骤,就不用按照月来掌握,是按年合并来计算个人所得税,非居民还是按月或者是按次分项计算。这算是所谓综合与分类这个框架之下已经给出的一种具体设计,一旦已经以后审批通过,就证明说了这么多年的综合与分类税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接着是说到怎么优化调整税率结构,说明讲到要降低适用于3%、10%、20%的税率纳税人,还有一部分适用于25%的纳税人的税率的税负,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上。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社会成员显然税负的下降比较明显,适用于30%、35%和45%税率纳税人的税负名以上是不变的。但我理解,由于前面有4个集聚的适用税率和实际税负下降,跟着来的最高边际税率达到后面三个台阶,如果光讲工薪收入方面的税负,也会跟着有所下降。这个因素旁边如果考虑了其他收受归并以后的综合集成,情况就得专门分析。比如原来在稿酬和劳务方面,占个人和家庭总收入比重比较大的纳税人,他的实际税负有可能明显上升,工薪收入跟着前面的调整可能税负降低了,但是原来只按14%纳税的稿酬,稿酬的取得是多年的努力形成了著作,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表现出来收一大笔钱。这笔钱进来以后综合集成S,实际税负高于14%,综合集成以后的受到税收调节就是比过去加大力度。劳动收入也是,讲个费,如果一年都集中在一起,原来的比率税率应该是劳务收入20%,只要边际税率高于20%,这种纳税人的税负就上升。他主要是会涉及到一部分高级专家、知识分子,这样的调整我后边还要说,如果提建议的话我会有一些想法。

同时,按照现在的说明,对于经营所得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的设计不变,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整,最高档税率集聚下限,原来是10万块,现在提到50万,这明显降低了个体工商户和承包经营者的实际税负。这是关于税率调整我的感受。

再往下说,按照说明的顺序说到第4条。大家都高度关注社会诉求非常强烈的所谓起征点,说明里的表述叫“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综合所得合在一起的现在的方案,是把起征点定为每月5000,等于每月6万。这和前面的税率调整措施合在一起是十分有利于降低中等收入以下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起征点方面我注意到后来已经报道出来,人大的代表议论里好像有比较倾向性的意见,一个是认为起征点提高到5000还不够意思,应该再继续提高一些,甚至一些有影响人士说就应该按照1000来提,至少8000才够意思。我个人感觉,讨论的过程中不排除社会方方面面的诉求影响最后的人大审批通过的方案,5000再往上一点是可能的。在前面的修法过程中有这种情况,草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把起征点提高。但我个人认为不宜一下提到10000万。上一次提到3500这个新的起征点高度以后,听到有关部门说,统计下来,中国被个人所得税调节的社会成员总规模是2400万出头,那时候一下子把税的边缘化体现出来了,整个国民按比例来说只有2%多一点的人受到个税调节。按照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税制的趋向,中国要推进现代化,现代化已经到了面临强起来的时代,要谨慎处理数量边界。如果处理到1万,边缘化特征非常明显,对于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和衔接以后的税制改革,这不是光图简洁、凑整数关口就能够下决心的事情。所以适当抬高不排除,我认为不可能一下子像有些人大代表所说的提到1万的高度。提到1万带来的其他问题,要说清楚相关影响,要根据调查分析说清楚必须综合设计的的方案,超额累进的各档怎么设计等等。我手边没有数据,但也必须回应一万的建议,最后有关部门可以给出一个概念,要按照1万来设计会碰到什么样的连带问题,因为必须把个税的各个要素放在一起,看成系统工程,绝不是抓单一的要素、单一的参数,就能够达到比较优化的状态。

另外,我听到有的委员说,起征点能不能设定为一个自动调节机制和物价挂钩。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考虑的趋向,如果常规的规定,比如3年按照权威的CPI或者是什么物价指数的具体口径,自动调整,我是赞成的,省得社会上一遍一遍的,这么多人耗费这么多精力反复讨论起征点怎么调的问题。和物价挂钩也有国际经验,回应社会诉求,也不会出现太大偏差的选项。至于说有的人民代表说应该实行各个地方不同的起征点,我认为应该讲这说的是外行话。因为个人所得税面对的调节对象是劳动力或者是人力资本,按照市场经济,包括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应该使这种人力资本在整个统一市场上,不要碰到税收壁垒的来流动,这种自主择业的流动是跨各个行政区的,跨行政区的时候最好不要有个税的壁垒去影响要素流动的市场调节机制。执行起来也非常麻烦,听起来有道理,各个地方的物价水平不一样,可能而悬殊。但你设想一下,如果广东设定一个比较高的起征点,另外是青海设定一个比较低的起征点,具体一个纳税人,他说我这一年多少天是在广东取得了收入,另外多少天在青海取得的收入。有关部门就得核实,就算居住20天也要做机制的调整。有关部门把这些承担下来,是不是会增加很多的征税成本,而且效果在现在是什么样子要打一个大问号。这是在我前面说的那一层道理之外,在技术上我也觉得不应该支持在现阶段考虑这个事,但是我更强调前面的大道理,后面是操作层面上的具体技术上的道理。

对于这次强调的增加专项扣除,我觉得有道理,是值得肯定的,增加对于子女教育、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支出、住房租金等等专项扣除。这个改进其实是社会多年热议的,有认识基础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应该说一旦实行会明显提高个税调节的差异化针对性和负担合理化的水平,是有利于税制追求实质公平的。过去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也都表过态,比如同样都挣一样的收入水平,一个月8000块钱。一个具体情况没有结婚,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这8000块钱过得比较滋润,但另外一个同样水平,上有老下有小,好几个人都靠这8000,就过得很拮据。如果这个时候增加个税调节的合理性,做有更多家庭成员里,比如子女教育、大病医疗个人支付部分的扣除,以及刚需贷款利率的扣除,显然是对这些家庭有针对性的减轻负担,而且减轻负担是有道理的,符合总体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政策考虑。

此外,现在草案说明还增加了反避税条款,有利于增加个税的依法管理。综合的感受是能有这一次修法,以及引入的在综合分类大方向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改革举措,是来之不易的。有人往前追溯说有二十年的文件里出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中央指示精神,这次看到了,有望体现在税收法定实际的规则制定里。但是,也应该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前面说到的综合的进步的旁边有一个明显的遗憾,现在的遗憾就是仅仅是在工薪数基础上规避了稿酬、劳务等等劳动性所得,它的设计没有涉及到金融资产生息等非劳动性所得,还有直接投资的资本利得,我原来认为那是要网开一面的,所谓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分类指的就是那个。国际上其他的经济体,包括美国也有实际的优惠条款,鼓励直接投资,这样在供给侧更多的让投资带来的活力对于经济起正面效应。巴菲特所说的,他经过税收筹划以后,他的实际税负低于中层管理人员,可能主要就是靠这样的优惠。但是,直接投资的资本利得往开一面,不利于把其他的金融资产生息这些东西放在一边,但是可能出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设计的时候觉得在中国一下子拉进来没有到可操作的火候。现在的实际方案是只对劳动性收入这四项做了综合。这样如果从直截了当的表述来说,说得难听一点,会产生对于劳动性收入的歧视,而且带来的是对于知识价值这方面的税收的压抑作用。应该讲这是现在草案的局限和遗憾。

我作为研究者提一个供讨论的修改建议,我会提在以后人大正式审议过程中是否可以讨论,对于知识分子的稿酬,对于知识分子的讲课劳务,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有一个跟原来稿酬打折延续下来的打折处理,计入税基的时候有一个优化。当然具体量值,有关部门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向再提出操作方面的建议方案。我认为值得人大代表在立法过程中讨论对于遗憾的对冲,至少如果是总体框架现在就是对劳动性收入综合,实际上形成对劳动收入歧视性的税收压抑,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可能带来的负作用。这还是要体现现在宣传上已经不讲的知识分子政策,我觉得在现阶段中国创新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是应该得到必要的保护和激励,包括税收政策的匹配。

责任编辑:刘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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