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聚焦技术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画像。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 季晓莉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

莫基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半奖金，由于他“揭示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由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获得，他们“提出了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0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空前高涨。其根基在于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持续的经济增长源于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这一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破坏”。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运用不同的方法，阐释了这一发展模式的成因，以及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莫基尔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揭示了为何持续增长会成为现代经济的常态。阿吉翁和豪伊特则研究了持续增长背后的运行机制。3位获奖者的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长期增长的理解，也为当代问题提供了启示。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望加速知识积累，但技术进步同时可能带来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加剧等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以完善的政策来应对。

“有用知识”的互促循环激发可积累性技术进步

莫基尔1946年出生，现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关键在于两种“有用知识”形成了强大的正反馈循环：一种命题知识是关于“为什么”的科学原理和自然规律，另一种指令知识是关于“怎么做”的技术配方和实用工艺。科学发现指导技术发明，而技术进步又反过来为科学探索提供新的工具，这个循环使得技术进步首次成为一个可持续、可累积的过程。

乔尔·莫基尔有多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包括《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增长的文化》等。

《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从历史视角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如何成为推动西方经济崛起的核心力量，不仅梳理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更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因素。莫基尔认为，国富国穷的关键分野，并非单纯拥有财富的多寡，而在于生产能力的高下，这背后正是技术水平的差异。

他强调，工业革命的故事远非少数天才发明家的传奇，其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技师、企业家和无数无名“修补匠”共同协作、改进、试错的成果，技术进步是一个持续的、累积的集体过程。

莫基尔构建了一个关于技术变革的演进模型，分析了知识积累、思想市场以及包括专利法、开放的社会氛围在内的保障创新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对实现持续性技术突破的决定性影响。

《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这本被公认为知识经济史领域的经典著作，核心论点在于，工业革命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欧洲长期知识积累和制度变革的产物。莫基尔梳理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可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强调了“有用知识”的持续积累和广泛应用是贯穿这些阶段经济增长的主线。

书中还探讨了技术知识如何促使生产组织方式从分散的手工作坊向集中的工厂体系转变；分析了公共卫生、营养学知识的普及如何影响家庭决策，进而改善健康状况和改变劳动力供给；还考察了历史上对技术创新的抵制现象，并探讨了何种制度环境有利于保护和激励创新。

莫基尔在《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一书中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与传统解释侧重地理、资源或市场等因素不同，莫基尔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观点：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变革，是催生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崛起的根本动力。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进步信念和对科学方法的推崇，激发了发明家、企业家和工匠克服环境约束、投身技术创新的进取精神。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思想家对私有产权的强调，促使英国建立了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而激励了创新活动。

莫基尔指出，英国成功的关键在于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适应性效率”的“元制度”，它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谈判和妥协的机制，使制度能够灵活应对内外部挑战。

“莫基尔从经济史和制度经济学方面，解释包括产权保护和企业家冒险精神文化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解释西方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经济史先驱者与制度经济学开拓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一脉相承，又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历史学观点相关。”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于晓华对本报记者表示，莫基尔的研究方向是国际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例如彭慕兰的代表作《大分流》，研究为什么工业革命、创新、经济增长会发生在欧洲，通过对比18世纪欧亚经济形态，提出东西方发展路径相似性理论，引发国际学界广泛讨论。

“创造性破坏”模型解释竞争与创新间的“倒U型”关系

1956年出生、现为法兰西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的阿吉翁和1946年出生、现为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的豪伊特，1992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联名发表经典论文《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利用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现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的让·梯若尔（Jean Tirole）建立的微型模型刻画厂商和市场结构，并使其成为宏观增长模型里增长过程的核心。

这使创新理论鼻祖、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思想变得“可操作”，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得以形成持续的对话关系，从而建立了“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也被称为“新熊彼特”框架，将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形式化。

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首先，企业家为追求暂时的垄断利润而投资研发；接着，一旦创新成功，新技术和产品就会淘汰旧技术；成功的创新者其垄断地位又是暂时的，因为高额利润会吸引新的挑战者，从而形成一个永不停歇的创新循环。

他们揭示，市场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竞争不足会使企业安于现状，缺乏创新动力；但过度竞争也会因利润太薄而扼杀企业投资研发的能力。因此，政策需要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这为反垄断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创新和经济增长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创造性破坏’这套理论对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大，逐渐被全世界接受，成为发展经济学很重要的内容。”于晓华表示。

1992年以来，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这一分析框架被广泛用于分析增长政策和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阿吉翁本人所做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包括：识别使创新驱动增长的各种有效政策，如基础研究、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的补贴政策；平衡的税收政策；创新者免受模仿者侵害的产权保护制度；现有企业无法利用租金阻止创新者进入的竞争政策。

早在2001年，阿吉翁就因在45岁以下青年经济学家中的杰出表现获得欧洲经济学会的Yrj Jahnsson奖，此后又陆续斩获约翰·冯·诺依曼奖、BBVA前沿知识奖等荣誉。阿吉翁的代表作有《内生增长理论》等，与豪伊特合著的《增长经济学》早就被引介到中国，曾是许多高校研究生的必读教材。近年来，阿吉翁更具普及性的著作《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也出版了中文版。

《增长经济学》紧密联系实证研究，还深入探讨增长政策的设计，介绍了所有主要的基本经济增长模型，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AK模型、产品多样化模型以及“创造性破坏”模型。该书对增长过程深入分析，例如探讨定向技术进步在工资不平等方面的应用，还有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长核算等。

阿吉翁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中指出，“创造性破坏”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探讨了包括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不平等的根源、竞争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如何避免长期停滞、“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与出路、工业化进程是否可绕过、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前沿且关键的全球经济议题。

书中指出，自由市场体制并不完美，同样会出现失灵，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的均衡关系，亦即书中所指的“黄金三角”。需要一个“投资型政府”来激励和资助创新；同时，也需要防止成功的在位创新者阻碍后来的创新；还要通过社会保障等措施将“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社会冲击最小化，确保社会公平与稳定。阿吉翁认为，只要创新不竭，就能实现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繁荣。

有国内的学术评价提出，在测度“创造性破坏”的净效益时，需要特别注意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潜在成本与显性成本的充分比较。书中关于全球生产链中不同“链位”国家面临不同增长约束的分析，也揭示了全球化并非完全的自由竞争。

获奖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

莫基尔的理论提醒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伴随着对旧产业的“创造性破坏”，这要求社会能够包容这种变革，并建立资源重新配置的顺畅通道。阿吉翁关于“竞争与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的理论指出，“内卷”的本质是过度竞争导致企业无力创新。解决之道在于加强产权保护、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和完善社会保障，以鼓励企业和个人勇于创新和冒险。

在今年的3位获奖者中，阿吉翁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最为密切。他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他的理论对于中国理解如何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设计鼓励“创造性破坏”的制度环境、处理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阿吉翁用“创造性破坏”的理论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他认为，许多新兴国家初期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实现高速增长，但当接近技术前沿时，需要将增长模式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如果制度僵化，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新企业进入和创新，国家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7年，阿吉翁与蔡婧、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杜罗莎、安·哈里森、帕特里克·勒格罗合作的《产业政策和竞争》获第十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写道，该论文以中国为现实背景，讨论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文章运用1998~2007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比较系统地证明，在竞争性部门实施旨在维持或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于晓华告诉本报记者，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从‘创造性破坏’的角度来说，创新肯定会带来对旧有生产力的破坏，如果为了保护旧有生产力而阻碍创新，那么经济就无法增长。所以，一个国家在科创突破后要尤为注意，不能让旧有生产力或旧技术成为新质生产力和技术创新的阻碍。我觉得这是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论对中国当下最大的启示。”于晓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