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城市和乡村，你会怎么选择？

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部分城市落户门槛较高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城镇化》，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城镇化速度将逐步放缓，城市的吸引力还在吗？中国城镇化将达到什么程度？未来的城市和乡村，哪个会更好？中国之声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进行详细解读。

　　十几年后，80%都是“城里人”了？！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高质量推进城镇化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生态文明和促进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3.89%。报告预测，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出现城镇化由快速推进向逐步放缓的“拐点”，2035年后城镇化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阶段，城镇化率最大值大概率将出现在75——80%。

记者：张所长您好！报告提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3.89%，这个数据的计算依据是什么？根据你们的预测，中国城镇化率的峰值大约出现在2035年，城镇化率大约为75%~80%。在这期间，哪些人群将推动城镇化率的提升？

张车伟：这个数据是常住人口的数据，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只要在城镇地区居住超过6个月以上就算城镇人口，不管你的户籍地在什么地方。这是不是意味着说剩下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应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仍然在持续，只是说可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阶段大致已经过去，但是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会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当中去。按照我们的预测，农村城市这种严格的制度上的障碍到2035年左右基本上都要消除。我们的人口到2035年左右，城乡移动的趋势也会达到一种新的均衡。也就是说，城镇化今后可能还会持续，但是可能就会有来有往：一方面农村的人可能还会向城市集聚，同时城市的也可能会向农村流动，双向流动的结果就使得城市化率达到一个稳定的平台。

记者：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如何？

张车伟：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肯定是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基本上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城镇化的质量从全世界来讲我认为是好的。我们的城市人的生活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拿全世界比都是不错的，同时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是全世界一流的，从这几点硬指标来比，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城市化质量是很高的。这个“高”我做两个比较：一个是比现在的发展中国家高，比如说拉美、印度那些大规模的贫民窟，在我们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另外一个和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相比，欧洲它的城市经过了200~300年才达到了现在水平。我们国家现在的城市和欧洲、美国现在的城市比，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基本上和它差不多。

记者：当前，我国城镇化呈现出哪些突出的特点？为什么“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出现城镇化由快速推进向逐步放缓的“拐点”？

张车伟：最大的因素是人口的因素。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口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人口的增长基本上非常缓慢了。同时，我们国家农村能够进入城市的人口屈指可数，基本上年轻人该进入城市的都进入了，现在不能进入的可能都是老的、小的，这些人今后进城都依赖于已经进城的人把他带进来。所以根据这种情况，今后的城市化不再像过去那种是因为工业化的拉动，是因为城市当中有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样的动力。这个动力现在慢慢在减弱，更多的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第一个最大特点是农业快速的发展带动的结果，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动了我们的城市化。第二点是工业化的发展在城市地区非常迅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再加上第三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稍微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记者：我国将来是否会全面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张车伟：这是毫无疑问的，过去分城乡是我们在户籍制度上挂钩了很多公共服务。随着城乡的公共服务逐渐一体化，户籍制度也就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个制度在短期内还不能消失，因为它还和我们自己的利益密切挂钩，尤其是农村人口和一些农村的权益。如果没有农村户口了，很多农民又担心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样的权益，比如说承包地、宅基地，还有农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城乡二元体制逐渐地消失，公共服务均等化了以后，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户籍制度本身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矛盾吗？

人户分离是我国人口分布的一个鲜明特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4.93亿，其中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乡城人口流动依旧是推动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城-城”人口流动比重逐步上升。尤其在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流动人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现象？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矛盾吗？

记者：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报告里说，这个数字超过预期。哪些因素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人口流动？

张车伟：它反映了我们国家比较真实的一个流动人口的状况，我们城镇化进程仍然在进程之中，农村依然还向城市流动，这个趋势还没有变化。从我们国家的发展思路来讲，今后就是要让这些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和城市当地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比方说一些特大城市还有一些积分入户等等这样的制度。有些小城市农民还不愿意落户，他觉得农村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也不小。改革的过程当中，要消除二元体制的这种差异，随着差异的消除，人口分离的状况就会逐渐解决。今后的结果就是人住在哪，户口就登记在哪，就在哪享受公共服务，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记者：报告注意到农民工回流的现象，城市为什么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农民工回流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张车伟：农民工回流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两年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会。这是在城乡人口总体向城市流动的大前提下，农村的发展机遇对特定部分人的吸引力所造成的。所以你不能把它判断为现在城市人口都回农村了。据我观察，有些不适合发展的农村，可能慢慢地人口还会进一步减少。能够回来的这些人都是个别的有技术或者资金跟农村的发展机遇相契合的这一部分人。

很多人现在可能有一个误解，既然乡村振兴了，城市化就不要建设了吧？我觉得这个判断是不对的。现在正好借此能够说明一下，就是说乡村振兴能够使得我们乡村的面貌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乡村。所以今后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一定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相互协调的关系。

记者：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吸引力是否依旧？近些年，这些城市的人口出现哪些新趋势？“大城市病”是会加重还是减轻？

张车伟：城市病的产生跟职住不平衡是有关系的，比如工作在城市中心，每年通勤，拥挤什么一系列的问题都来了。而且教育、医疗你居住区里面也没有配套。一线城市我们这几年政策都是疏解，强调职住平衡。这两年上海、北京的人口都在略微减少。我觉得超大型城市今后它的人口就是有进有出。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可能对那些高技能的人、高收入水平的人、高文化程度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低技能的劳动者或者纯体力劳动者，我觉得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吸引力，他也不见得真来。

现在我们的思路比较清楚了，就是生产、生活和生态要融合起来，我生产的地方也是我生活的地方，同时还是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按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我们的城市也就不会出现病了。

记者：报告提出并构建了“城市公共服务覆盖率”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城市需要怎样的公共服务？

张车伟：这是我们这次报告的一个创新点。我们老纠结于城市化率，一个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一个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哪个率重要，哪个是标准？我觉得现有的指标体系都不够科学的，不够标准。为什么人要到城市去？那是城市的生活好，生活好的背后是收入高，公共服务水平高，上学看病也方便，基础设施也好等等。农村如果要有这个东西，干嘛要到城市来，所以城市化率本身没有什么好坏，高了低了也都不能说明根本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有的城市人享受的公共服务就是今后农村人的目标。所以我们就提出，今后衡量我们国家城市化水平，应该用城市公共服务的覆盖率作为一个标准，这样的话只要是享受到了城市设定的公共服务，都算城市化人口。

　　二三十年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或将变成这样……

报告提出，中国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梯度差异，大体呈现自东向西逐步降低的态势。研究还显示，近年来中国大城市扩张较快，中小城市规模偏小。那么，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是什么样的呢？

记者：张所长，根据你们的调查和研判，20年后，中国的城镇化将会变成什么样？

张车伟：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描绘了这个图景，就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乡融合。人们不再纠结于我住在哪个地方，我住在哪是我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城市的公共服务农村全有，基础道路交通水电都已经配了，同时基本医疗养老条件不比城里人差，这时候还会纠结于我非要住在北京、上海还是一个省会城市，还是农村吗？这种状态就是我们想要的城市化最终的一个结果。从大的人口的比例和分布来讲，我觉得大势已定，就是现在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农村，只是农村整体上还有一两亿人口要进入到各级、各类的城市当中去。人口分布和城市化的基本格局已定，今后就是一个微调的过程。

记者：对比海外几个著名的都市圈，中国的都市圈将有哪些特色？

张车伟：我们这些都市圈，从功能上来讲，应该比世界上所有的都市圈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我们的大湾区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它都是一种国际性的。从它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潜力来讲，我觉得都要发展成世界上最顶级的城市群。那么其他的包括京津冀、内地的成渝、西安周围等等这些，它就是产业支撑的一些都市圈。我们国家现在注重都市圈的发展，注重城市的带动功能，这个作用今后一定会强化，它是推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动力。今后所有的这些都市圈，在世界上都应该有它自己独特的位置。

记者：最后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吧，二三十年后，生活在城市和偏居于乡村，哪个会更好？

张车伟：这个东西还真难说。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判断一个农村劳动力种多少地，他的收入水平和一个城市的普通工人类似的时候，这时候城乡二元结构就应该基本消除了，城乡差距也基本上消除了。这比较符合目前理性的预期。乡村振兴以后，我们的国家的投资逐渐向农村倾斜，农村如果变成一个既种地也加工生产，同时还观光旅游这样一个产业的时候，农村的机会就来了。今后超大城市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中心，是引领经济发展的一个策源地，所以这些地方聚集的人口一定是那些高技能的、创新能力强的人口。其他的人口就依据自身的能力和自身的选择，分布到大中小各类城市当中去，甚至农村去。（总台央广记者丨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