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资本作为推动人工智能新质发展的金融引擎力探究

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大人工智能领域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完善风险分担和投资退出机制”。这一表述首次将三类资本并列置于国家战略层面，彰显了金融资本形态创新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公开数据显示，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正呈现爆发式增长。2024年，全球 AI 领域融资总额达1004亿美元，比上一年的559亿美元增长79.61%；2025年上半年，全球AI领域融资规模达980亿美元，同比增长65%。这些数字不仅体现市场对AI技术的强烈信心，更揭示了资本对于技术发展的关键作用。

尽管中国DeepSeek颠覆了人们对强大 AI 模型技术的看法，但2024年中国 AI 初创企业筹集的资金仅52亿美元，占美国 AI 初创企业筹集资金763亿美元的7%。2025年上半年，中国AI领域投融资开始发力，总额达到320亿美元，已占全球32.6%，但投资结构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短期资本占比过高，而真正具有耐心特性的资本不足20%；投早投小比例偏低，约占总投资额15%左右，与发达国家25%～30%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一、三类资本的使命担当

前述国务院文件强调“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的发展，可谓恰逢其时。从金融发展理论视角看，三类资本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从“总量思维”转向“结构思维”和“功能思维”：传统金融理论侧重于资本的流动性和效率，而三类资本的划分则更契合“熊彼特金融”理论---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金融体系，必须能够识别并资助那些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需要长期投入但潜在回报巨大的“创造性破坏”活动。

这三类资本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长期资本着眼于时间跨度匹配性，耐心资本强调创新周期容忍度，战略资本则侧重与国家发展目标协同互动，三者共同构成支持人工智能创新的金融生态体系，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金融引擎力。国资委为之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为这三类资本的使命担当指明了方向。

根据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相关表述，长期资本更加强调投资期限，通常指投资周期在5--10年甚至更长，包括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资金；耐心资本直指“以中长期投资为主，坚持价值与责任投资，不以短期交易获利为目的的资本”；战略资本则具有更为明确的国家战略或产业战略导向，着重于与国家战略布局协同性，旨在战略价值。与耐心资本相比，长期资本更侧重于时间维度上的长期性，而不一定强调“耐心”特质中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理念。

进一步引申来看：长期资本对应创新活动所需的时间跨度，是克服技术成熟期漫长“死亡谷”的源动力；耐心资本体现创新融资的风险容忍度与价值导向，不仅提供资金更通过战略赋能、容忍试错，扮演“积极股东”角色，这与传统追求短期套利的投机资本形成鲜明对比；战略资本则嵌入国家创新蓝图，超越单纯财务回报，旨在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与技术生态，解决“卡脖子”难题，实现技术主权与产业安全的深度耦合。

因此，将三类资本并列提出，实质是国家顶层设计对资本功能的深刻重塑，意在构建一个能够与高风险、长周期、抗风险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相匹配的“创新友好型”金融资本生态体系。

二、现状困境分析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资本供给呈现出规模增长迅速但结构不平衡的显著特征。2025年上半年，中国AI领域融资同比增长56%，但投资主要集中在应用层和成熟企业，基础层和技术层投资不足30%，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不在一个层级；同时早期投资占比仅18.7%，而美国这一数字为33%左右。目前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平均存续期仅5～7年，而AI基础技术领域需要8～12年甚至更长的投资周期，导致许多基金不敢“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短期化倾向严重。

从资本来源看，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国有资本正逐步成为耐心资本重要供给方。全国多地也在积极探索完善基金考核、容错免责、绩效评价机制等，但耐心资本供给仍面临退出机制不完善（退出渠道单一，局限于被投企业IPO资本化。2025年上半年，通过IPO退出案例仅占比12%，而并购退出仅占7%，远低于美国30%）、风险分担机制有待补充完善（目前中国政府在AI投资风险分担中的比例平均约为20%～30%，低于发达国家40%～50%）、考核激励机制不适配（目前仍缺乏针对国有资本长期投资AI领域的考核指标体系，仅有35%的政府引导基金建立了与长期投资相匹配的考核机制）。

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导致中国AI投资呈现“短期投资多、长期投资少；应用层投资多、基础层投资少；成熟期投资多、早期投资少”的格局。这种“三多三少”格局可从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中找到解释：过去数十年，以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为代表的经济增长路径塑造了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短、平、快”的投资偏好和退出模式。这种模式在应用层创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形成了强大制度惯性和行为惯性，当产业前沿转向以AI为代表的“硬科技”时，这种路径依赖的弊端便凸显出来：

（一）考核机制惯性：无论是市场化LP（有限合伙人）还是国有资本出资人，其对GP（普通合伙人）的考核周期、容错机制和激励方式，大多仍沿用过时标准，导致基金管理人缺乏进行长周期、高风险投资的内在动力。

（二）退出渠道依赖：过度依赖IPO退出渠道是对“上市造富”路径的固化认知。而在IPO收紧、市场波动加剧背景下，这种单一退出路径严重限制了资本的循环与再投资能力，难免形成流动性瓶颈。

（三）认知与能力短板： 短期资本聚焦于商业模式创新，对于AI基础层等前沿技术判断、产业资源赋能和投后管理能力相对不足，自然倾向于选择自己更熟悉、确定性更高的应用层或成熟期项目。

因此，国务院强调发展三类资本，不仅意在引导增量资金，更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打破既有的“路径依赖”，重塑资本市场激励约束机制，开辟一条适应硬科技创新的有效发展路径。

三、政策环境评析

目前一系列配套政策正在形成支持三类资本发展的政策体系：新“国九条”则明确“建立培育长期投资的市场生态，完善适配长期投资的基础制度，构建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中国证监会表示要“大力推进投资端改革，推动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改革试点加快落地，完善投资机构长周期考核，健全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今年以来，证监会先后发布“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十六项措施”和“深化科创板改革八条措施”，为“硬科技”企业建立健全融资等“绿色通道”，在北京、上海等七个地方开展以区域股权市场为载体的私募基金份额转让试点，同时继续保持境外上市通道畅通等，这些政策组合正逐步构建起支持耐心资本发展的生态系统。

国资委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多家央企、国企正在改革投资考核机制，建立更加符合长期投资特征的绩效考核体系，如将投资考核周期从3年延长到5～7年甚至10年以上，允许出现阶段性亏损，重点关注最终回报和战略价值实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完善风险分担和投资退出机制，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投融资市场活力”等。

凡此种种表明发展壮大三类资本的政策支持力度空前。

四、实践路径：优化“募投管退”全方位机制

壮大三类资本需要优化“募投管退”全生命周期机制：

---在募资端，应积极拓宽长期资金来源，鼓励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增加对AI领域的配置比例。数据显示，中国社保基金对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的配置比例仅为2%左右，远低于美国，将这一比例提高到5%～7%即可为AI领域带来数千亿级的长线资金。还可考虑投补联动（给予配套研发或应用示范补贴）、投贷联动（开发投贷一体化金融产品，形成“股权+债权”协同模式）、场景支持（通过政府采购、应用场景开放等为创新产品提供应用市场）等扩大和丰富投资来源。拓宽各类资金来源，不仅是量的补充，更是质的优化，这类资金天然具有长久期、稳健等特点，能够从源头上为耐心资本提供稳定的“压舱石”，平滑市场短期波动对科技投资的冲击。这完全符合金融结构理论中“多元化、多层次的资本供给结构更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创新型经济”的观点。

---在投资端，需建立与AI产业特征相匹配的投资策略和风控体系。金融资本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赋能，国外研究已表明具有主动赋能能力的长期耐心资本投资创新企业的成功率可达40%～50%，远高于传统风险投资20%～30%的成功率。中国优必选等AI企业的成功正是得益于长期资本的支持和产业资源的赋能。优必选2025年上半年营收为6.21亿元，同比增长27.5%，亏损收窄17.2%～18.5%，显示出三类资本陪伴下企业的持续成长能力。强调“主动赋能”，体现“增值型投资”理念。三类资本不仅仅是财务投资者更是战略合作伙伴，通过提供产业资源、市场渠道、管理经验等深度介入企业价值创造过程，帮助初创企业降低试错成本、加速技术转化，有效管理和降低投资组合整体风险，也解决了创始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在管理端，应建立长周期考核激励机制。前述相关文件启示要对国有资本投资AI建立区别于传统投资的考核标准，重点关注技术突破、生态构建和长期价值创造而非短期财务回报。实践中，一些政府引导基金已经开始将考核周期从3年延长至7～10年，并允许投资期内出现阶段性亏损，为三类资本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操作空间。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是对“契约理论”在科技投资领域的具体应用，通过设计与长期价值创造相挂钩的激励与约束条款（如延长考核期、关注非财务指标、建立跟投机制等），可以引导基金管理人与LP、最终与国家战略目标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长钱”真正做到“长投”。

---在退出端，应构建多元化的退出渠道。中国AI投资目前过度依赖IPO退出，但IPO退出占比仅为12%左右。完善风险分担和投资退出机制的具体措施至少包括：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S基金），推动设立股权份额转让平台试点；鼓励产业并购退出，支持龙头企业并购整合上下游创新企业；发展S基金、鼓励产业并购，旨在构建一个流动的、分层的资本市场生态。这不仅为早期投资者提供灵活退出选择，降低长期投资流动性风险，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资本在不同阶段、不同偏好的投资者之间进行有效接力，形成了从“投早投小”到“投大投强”的完整资本链条，确保了创新活动能够获得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积极股东”角色的诞生，将与传统追求短期套利的投机资本形成鲜明对比。

优化“募投管退”全生命周期机制，其实质是构建一个功能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资本支持体系，以有效降低AI产业创新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风险，将资本嵌入国家创新体系的宏大叙事，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与技术生态，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国家层面的技术主权与产业安全。

五、前景展望

随着国务院意见的贯彻落实，三类资本将在AI产业发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到2027年，中国有望形成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资本供给体系，年度投资额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2030年达到2000亿美元，同时，AI将在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及全球合作等领域广泛落地，普及率超70%、到2030年，普及率达90%以上。2035年，全面迈入智能经济社会。

结束语：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引擎的时代背景，探讨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这“三类资本”在推动AI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首先阐释三类资本的内涵差异与使命担当，并剖析当前中国AI产业面临挑战；通过引入“熊彼特金融”和“路径依赖”等理论，分析现有投融资体系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优化“募投管退”机制，构建支持三类资本发展的制度环境，以打破短期化路径依赖。最后，文章展望了在有效资本引擎驱动下，AI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作者：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饶世群）(中国发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