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从对抗走向对话有利于全球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 季晓莉

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双方互相大幅降低关税，中美贸易局势从对抗走向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这对全球经济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会谈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如何维护好当前的对话势头，在平等协商中管控分歧、积累共识、强化信任？近日，本报记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喆，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大进步，风险管控的原则是灵活性加对等性

本报记者：怎么解读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所透露出的信息？4月2日以来，中美关税战这一回合“胜负”如何理解？

万喆：不用理解为哪方赢了或哪方输了，这次会谈能达成共识是一种共赢。美国所谓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能建立在缩减全球其他国家发展空间的基础上。从对抗到对话转轨，双方达成共识、未来争取共赢，以后才有合作前景和好的预期。会谈进行了危机管控、分层次解决问题，有助于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

本报记者：根据特朗普政府上次任期内与中国关税战期间的谈判策略，在本轮关税战中，接下来是否会出现反复？我们应如何管控这种风险？

万喆：自特朗普今年上任，特别是提出所谓“对等关税”一个多月以来，全球各国面临美国滥施关税带来的危机，美国本身也面临危机。例如，一季度经济环比负增长、核心通胀率增高、产业链断链风险加大、“股债汇”三杀、经济衰退等风险，自身信用大大损耗。中美这次会谈取得的共识及接下来的磋商机制，为全球危机管理设置了“安全阀”，让中美能更好地沟通。

《联合声明》谈及，双方将建立机制就相关经贸议题开展工作层面磋商。磋商机制建立在已达成的共识之上是一大进步，未来则会受美国国内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现在属于结构性矛盾中的缓和阶段，局部冻结也是有条件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提及。

但中国始终有诚意进行磋商协调，期待合作共赢。这次我们也展现出了在协调国际问题上的灵活性和对等性并重的特点。关税调整上，在撤出方面我们与对方对等，但如果对方无理增加、滥施关税，我们也始终保持对等性。面对对方的撤与不撤，我们一直不卑不亢，工具箱里也有足够多的一揽子政策应对各种情况。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会继续保持善意诚意，同时对长期存在的风险有充足准备。对于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国家需要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助，将企业研发项目纳入国家重大科研计划，产学研协同突破核心技术壁垒；要通过加速供应链本土化和区域化布局，人才培养与产业链协同升级，推动产业链链主企业与中小企业形成需求供应生态提升产业链效率；减少对国外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依赖，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整合和市场多元化；跟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更多双边协议和多边合作，一如既往地支持全球多边机制。

不能放松警惕，我国外贸企业还应做好自己的事

本报记者：当美国对华关税降到目前水平，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的困境是否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外贸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应该注意什么？

万喆：中国出口企业的困境会相对有所缓解，但不同部门、企业、商品情况不一样，还不能放松警惕，要做好细分评估，尤其要重视从事出口的小微企业的状态。目前，我们只是从100%以上关税这种几乎可以说是脱钩断链的、特别不正常的状态，转到了相对缓和但远未完全正常化的阶段，不能放松。

关税战的实质是美国将自身矛盾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巨大的利益撕裂。我国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这次会谈，是中方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中方利益、美国业界和消费者呼吁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国家利益不可改变，我们需要维护多边贸易机制的改革，帮助全球秩序再塑造。

而我国外贸企业首先要把自己的事做好。一是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包括与各国及东盟、非盟等地区组织的合作等，企业要通过海外仓设置和多渠道布局等贯彻多元化策略。二是出口产品要进行高附加值“质”的攀升。我国目前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企业要有新的发展战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应对国际技术竞争和产业升级压力。

此外，我国还要通过金融赋能与绿色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中国技术转化为全球标准；继续深化政策优化和制度保障，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强化风险应对机制；多维度协同发力，在复杂国际形势中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跃升。

中国此次起到了表率作用，也是全球治理“试验田”

本报记者：与上一轮中美关税战相比，本轮中美关税战有什么相似性，又有什么新特点？

万喆：总的来说，这次关税战表面看还是贸易战，使用关税作为手段和工具。但这次和上次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上轮关税战时，主要目的是贸易，例如贸易平衡等；但本轮关税战明显可以看到贸易只是美国政府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一个手段和操作渠道，是特朗普政府综合性施政考量，贸易只是筹码和杠杆。

本报记者：除了整体加征关税之外，特朗普政府如今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单项关税，如对在美之外制作的电影收关税、对进口的飞机制造零部件收关税等等。如何理解美国的关税政策？这种情况在未来是否会越来越多？中国应如何应对？

万喆：美国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恐吓手段，不停地给自己加筹码和杠杆进行议程设置，真的全部实施不太可能。例如，无中生有地搞出来超过100%的关税，然后再去谈判，这种极限施压的政策作为其特点，在特朗普任期内估计会持续下去。我们只需耐心做好自己的事，随机应变，就像这次一样。

本报记者：美国还会跟一系列国家进行关税谈判，中美谈判目前的状态对这些国家会有怎样的影响和借鉴作用？他们应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是否会向中国靠拢，抱团取暖？

万喆：其实中美这次会谈全球都看在眼里，对所有国家都是有作用的，对全球未来治理体制的建构来说也是块“试验田”。在逆全球化的困境中，各国怎么建立更好的对话磋商机制，中国起到了表率作用，有诚意才达成了这次会谈。

其次，新的全球治理秩序还在形成中，未来需要大国和各地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我国的表率也是全球达成共识的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有非常强的借鉴作用和影响力。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好走。

要相信，每个国家都会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利益，走与自己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道路。我们要做的是在更多领域和问题上与更多国家及地区达成双边协议和友好关系，争取最大的国际影响力和最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