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形式主义关键是科学考核|经观社论
摘要:总结起来,就是文件要少,会议要少,督察、检查、考核要少,填表格、报材料要少,把基层官员从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从名目繁多的痕迹管理中解脱出来,从过多过频的督查检查中解救出来。
经观评论
2024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有关部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显示,规定出台一年来,认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效果好”和“效果较好”的达到95%以上。《若干规定》近日全文公开,再次凸显整治形式主义的持续推进。可以说,为基层官员松绑减负仍需着力,这一场持久战未有尽时。
近些年的形式主义是如何表现的?它突出表现在基层官员不仅会议数量多,且常被要求“陪会”,形成“白天开会、晚上加班”的恶性循环;突出表现在频繁接待多层级检查,打印报表耗时耗资耗力;更突出表现为随着数字化出现的新样态,强制使用政务APP并要求在线填报、留痕、排名……这些都显著增加了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负担。基层对形式主义早有怨言。
《若干规定》里,对整治文山会海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地方和部门文件一般不超过5000字,部署专项工作或者具体任务的文件一般不超过4000字;不把是否开会发文、拍照留痕、制作学习笔记等作为评判工作优劣的标准;不得将点赞量、网络投票数、转发量、学习时长等作为考评依据。
总结起来,就是文件要少,会议要少,督察、检查、考核要少,填表格、报材料要少,把基层官员从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从名目繁多的痕迹管理中解脱出来,从过多过频的督查检查中解救出来。
为何中央屡屡重手施治,但形式主义之风依然屡禁不止,甚至花样翻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所著的 《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一书中,记录了他曾对中国某县进行的调研和统计分析:2011年的时候,该县对乡镇的考核共有9大项42个子项31个小项,集中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环境保护上。可到了2020年,考核变成了4大项31子项109个小项,而小项下面又设计了371个细项。
现实中,来自不同条线的上级管理部门希望加强工作,倾向于把该项工作纳入“一票否决”的政治任务项,以便得到乡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列为中心工作。因而,乡镇党委政府的考核项目只增不减,越来越细化和碎片化。
杨华教授分析认为,这种考核倾向导致对乡镇官员的考核从正向激励转向了负向激励,基层官员的执行动力逐渐变成尽量少出错、不被问责。过去“一票否决”项就两三项,主要是安全问题、信访问题,出问题的概率较低,基层官员需要做出亮点、做出成绩,才能得到上级的肯定;而在负向激励的考核生态中,被纳入“一票否决”的项目增多,“出错”概率大大提高,基层官员会倾向于宁愿不出成绩,也不要出错。
因此,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是基层官员确保“不出错”心态的真实写照。同时,在“唯材料论”和“数据排名”的考核导向下,不少基层官员也将主要精力投入于“美化数据”和“包装材料”,其本质上是“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使得下级与上级陷入“文字对文字”的消耗战,偏离实际问题的发现与解决。
由此派生的诸多现象也就不言自明,一方面公文抄袭越来越普遍,各级地方政府常常因复制粘贴导致“张冠李戴”。另一方面,屡被诟病的层层加码也伴随着这样的施政倾向,一步一步演化和泛化。
因此我们认为,给基层减负,用“短文”取代“长文”,用“实绩”取代“留痕”的确十分必要。回望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基层始终是改革创新的源头活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阵地,只有充分释放基层活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接地气,更有创造力和生命力。
《若干规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实招硬招,推动为基层减负不断向治本深化。我们以为,将相关规定落在实处,真正让基层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关键是科学设置考核项目和考核目标,用看重成效的“综合考核”替代“多头考核”。如此,基层官员才有空间有动力创新,接受正向激励,努力担当作为。(经济观察报)
责任编辑:宋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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