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加速全球贸易治理从规则导向向实力导向转型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喆
摘要:中国的对策有深化南南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等。关税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贸易碎片化的过程中,全球贸易的新秩序也会慢慢浮现出来。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 季晓莉
美国的“对等关税”谈判进行至今,大多数国家都被美国征收了高于此前的关税,证明了美国依然可以驱使这些国家满足其要求。如何看待当前的关税战形势?本报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喆对此进行分析。
本报记者: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心甘情愿达成这样的结果,是出于“囚徒困境”心理,还是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确实难以撼动?
万喆:美国出于霸权威慑发动“对等关税”,置多边机制于不顾。在双边谈判中,依然能看到美国经济霸权的不可替代性,本质上是经济霸权与博弈策略的结合。例如,日本接受了15%的关税税率并承诺向美国投资,欧洲也是。霸凌会起作用,背后是美国强大的经济。
博弈中“囚徒困境”心理效应在局部也发挥着作用。例如,欧盟内部原本就存在分歧,德国主张强硬反制,法国倾向于妥协,这种分歧会削弱集体谈判能力,最终导致让步。当然,“囚徒困境”更多体现在中小经济体的被动选择上。
本报记者:有人说,特朗普用关税大棒对世界完成了“丛林规则运行有效性”的测试。从目前已与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来看,美国对其他国家强加的“对等关税”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分类?
万喆:目前看,美国的关税策略首先针对核心盟友,通过象征性妥协与政治捆绑,像英国、日本等,基本上都是通过关税减免加投资承诺来巩固政治联盟。包括对英国保留10%的基准关税,但要求英国开放农产品市场、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实际上是将经济利益与安全合作等进行深度挂钩和绑定;与日本达成的协议降低汽车关税,要求其投资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领域,强化产业链绑定。
第二个层次针对新兴经济体,主要采用高关税胁迫与市场准入置换的方式,包括对越南、印尼等,采取极限施压和结构性改革策略。像对越南对美出口商品统一征收20%的关税,还要强制其开放金融、电信等服务业,实际上是要重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其更依赖美国的技术标准。
第三个层次针对战略竞争者,如中国,主要通过技术封锁与关税联动形成双轨压制,包括美国对华的种种举措,实际上是想割裂中国与全球高端产业链的联系。
本报记者:中美的贸易协议会往哪个方向走,与其他国家和美国达成的协议估计会有哪些不同?
万喆:目前中美谈判的博弈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技术脱钩与供应链重组,这是核心技术领域的分歧;二是农业采购与能源合作,中国“双碳”目标与美国页岩气出口需求等之间存在一些契合点;三是汇率和知识产权,双方各有诉求,美国要求中国增加对汇率波动的干预,这很无理,同时在知识产权方面也一直有要求,中国则要求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取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等。中美协议和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相比,会呈现结构性深度,其在全球的重要性、关键性不言而喻。
中美贸易协议未来可能会通过非对称互惠互利模式进行规则重构,包括与第三方合作的再造等都有可能。未来执行机制可能会采用分阶段履约加联合监督的方式,会有一些特殊设置,这种灵活性与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和越南的刚性条款肯定完全不同。
本报记者:未来的全球贸易格局会因美国发起的这场“对等关税”贸易战,发生哪些变化?这会否成为全球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管好坏与否?
万喆:全球贸易格局会因此产生“裂变”,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构性变化。
一是贸易多边规则碎片化,区域集团化可能加速。目前WTO(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基本瘫痪,美国通过小型迷你多边协议重构规则,欧盟推动反胁迫工具法案对美实施反制,未来会形成美中欧三足鼎立的新秩序。虽然欧洲也“滑跪”了,但新秩序还是在形成之中。
二是供应链全球重构,去风险化、近岸外包等可能使全球产业链呈现区域化聚集、多元化备份的特征。
三是技术标准主导权争夺进一步白热化。美国芯片法案要求接受补贴的企业承诺10年内不在中国扩产,中国也在推动开源架构、替代方案等,这种标准化博弈会重塑全球科技产业链的权力格局。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困境会加剧,中小经济体可能面临全面站队的压力,包括东盟,目前已能看到这种压力。
关税战是有里程碑效应的,确实是全球治理结构陷入困境后发生的冲突,也是规则重构的催化剂,加速全球贸易治理从规则导向向实力导向转型,丛林法则重新开始占据上风。此外,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经济安全成为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同时,南北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很明显在关税谈判中普遍处于弱势。“对等关税”是美国利用单极霸权通过经济胁迫重塑全球分工体系的工具。
中国的对策有深化南南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等。关税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贸易碎片化的过程中,全球贸易的新秩序也会慢慢浮现出来。
责任编辑:刘丹阳